冯贤亮 ｜ “朱门白屋，转眼变迁”：晚明士大夫的成长及家族发展——以万历二年进士支大纶及其家族为中心

摘   要

晚明士大夫的社会成长与家族的发展、转型须臾不可脱离，但从县域社会层面来看，士大夫的在官在野、乡居城居，不仅建构了士大夫的人生轮廓，也形塑了其主导的家族生活风貌。其中，万历二年考中进士的支大纶，出身嘉兴地区的世家大族，但其自称支家产不过中人、官不登上士，长期抱持耕读传家的理念，严格约束家族生活，重视道德教化，一生行迹多以乡居为主，仕途短暂且屡遭挫折。从嘉靖至万历朝，支大纶的人生追求及其家族发展，都与国家治理、地方行政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关联，从中可以映现出支大纶这样的士大夫或乡绅在国家统治地方层面的角色扮演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家族生活中谱系的确认，以及族内强力人物的统合，会影响家族的在地表现，关涉宗族形态与地域社会之特质。

作者简介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目   录

一、支氏家族与地方社会

二、书院讲学与地方士人的凝聚

三、仕途迁转及挫折

四、自我约束与家族规范

五、晚明江南士大夫的成长与家族发展

关于晚明地方社会的结构形态、士绅生活与州县行政，学界已有相当宏富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对地方家族的形成历史、科举成功以及社会网络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国家嵌入地方的表现以及地域社会特质的理解。其中，家族的存在形态及其角色表现是比较核心的议题，无论是宏观论析明代家族或宗族的历史与地方社会，还是在族谱文献之外拓展相关史料的分析运用，都有了较大的进展。而且，学界非常重视从组织功能、存在形态来讨论家族历史，强调在祠堂、族谱与族田三大物质要素外，民间祭祖礼俗在嘉靖以后为宗祠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应是研究宗族组织的首要依据。同时，晚明的商业化进程与国家制度的调整，对于家族的生计与延续都有重大影响，引起了从乡居到城居的主导性变化，从而对城镇腹地农村的势力渗透变得颇为有限。总体上，在家族制度、人口、性别、教育、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有关江南地区的宗族类型、宗族救济、宗族教化等的解析，更是十分深入。不过，从时空差异的角度而论，确实不能不分地域地过度夸大宗族组织的作用，区域特性很值得强调。倘若使用简单和明确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研究案例，往往会产生一定的混淆，掩盖了其中的复杂性。家族形态、祭祀礼仪、宗庙建设、乡居城居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表现都是不同的，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宗族建设”与“宗族组织化”以及宗族的自治性等问题，得到了较多且持续的关注，都是宗族制度研究活化的表现。因此，要展开个体家族或家庭成长史的讨论，仍需要落实到相关的县域社会中，揭示地域社会特质与家族成长史中代表人物的关键作用。

在晚明的县域社会中，嘉靖朝以来科举兴盛、精英士人表现突出的浙江嘉善县，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除了十分出名的丁宾、朱廷益、叶继美、袁黄、陈于王、冯盛典、钱士晋、钱士升、钱继登、计元勋、魏大中等人之外，家族势力并不算强大的支大纶（1534—1604，字心易，号华平），在进士群体中显得较具个性。

对支大纶时代的支氏家族情况，已有学者进行过扼要的归纳，并特别就支大纶的《放生河约说》，阐明支家在趋向城居生活后如何更好地维持支家在乡间的威望以及土地与水面权益等问题。 另外，还有关于支大纶在地关系网络及其影响的论说，是以万历时期支大纶举荐亡友徐赏之妻列入新编的县志节妇传为案例的分析。据潘光旦的统计，里居嘉善的支氏家族，前后八个世代，代表人物就是支大纶。 

明代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的支大纶，来自被支家人强烈暗示与比附的“耕读之家”，这是晚明社会士大夫经常向世人提示的成功起点。虽云“耕读之家”，但“读”远重于“耕”。支大纶家族在祖先辈的塾师、胥吏、赘婿、小商人等身份的支撑下，从普通的士民阶层攀升至科考的顶峰，完成了“白屋”向“朱门”的转换，也是清晰可辨的。支氏的成功，可以说是支家数代先人积德行善而获福的结果，形塑了支氏作为绅士家族的存在形态，建构起支家人较有特质的社会表现，既重视读书进学与社会网络的作用，也注意德性的培养，谨守门户和清白家风，在社会生活与政治行动中抱持清醒的认识。

本文结合晚明县域社会的实际情势，以支大纶及其家族为中心，对晚明家族的发展及其乡居、城居生活的具体表现进行知识性梳理，进而管窥区域社会变化进程中家族成长的动态样貌、生活规范和系谱的重要性，以及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安全感而趋向城居的家族行动等问题，与以往的很多家族研究相比会有不同的认识，从而也为讨论晚明地方社会的存在形态、家族历史的复杂表现以及家族代表人物在国家统治地方层面的角色扮演等问题，提供实证性的个案分析。

一、支氏家族与地方社会

家族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方式。然而，在集聚着大量豪门势族的江南地区，很多家族在家谱、族产、宗祠这三大物质要素的建构上，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现象。倘从系谱建构的角度而论，在众多家族的社会生活中这三者并没有明晰的体现，甚至长期缺失。许多家族既无有力的族产支撑，也无严格的祭祀体系，系谱在很长时期内可能都得不到确认。

支大纶就指出，支氏的脉络，从元末的一世祖支仲硕算起，二世支叔芳、三世支庆生、四世支子杰、五世支茂、六世支立、七世支高、八世支禄到他这一辈第九世，总计九代，许多历史是相当模糊的。对于支家先祖，支大纶有过相当简练的归纳：“吾家庭秀（支子杰）为始迁之祖，乐安公（支茂）为继祢之宗，翰林公（支立）创业起家，皆百世不迁。而翰林公诸长子多不世其家，吾祖兴济公（支高）其继别之宗乎！”支家肯定编过家谱（即支大纶所说的“家乘”），但内容并不丰富，很多信息是简而略之的。

可以明确的是，自二世支叔芳时代支家从宣城移徙嘉兴府，定居于嘉兴城东牙（衙）前桥。家族移居的故事，与江南很多家族的定居开创史叙事相仿，支氏也是经历了扈从宋室南渡移徙江南这样的宏观过程，使嘉兴时代的定居史有了合理的渊源。“世居郡城”的支立（第六世），在出赘嘉善县奉贤里王带镇的商人潘氏后，即以嘉善为家了。后来在居所的重要位置，挂有“经魁”匾，以旌扬支立的科举地位与学术声望。但支立认为潘夫人所育的支梗、支楠不贤，与他们在王带乡间的生活并不愉快，所以在晚年支立与李夫人所生三子支京、支高与支章返回嘉兴城老宅生活，直到支高的次子支禄，再度入赘嘉善奉贤里顾时轩家，重启了支氏的嘉善时代。从支立入赘奉贤里生活开始，到万历二年支大纶成功考中进士，支家在嘉善的发展与支脉扩张已日益明显。

支大纶生活的奉贤里，虽说偏僻，但有两个市场中心，显得比较重要，即枫泾镇与王带镇，后来属于行政调整后的嘉善县奉四南区范围。与很多地方一样，这里直到清末，都存在“人夸智巧，俗尚奢华”的生活风习。相对而言，王带镇是支家人在乡区生活中的主要聚居地，位于县城南十里（实际上是“县东南十二里”）奉贤乡的南区。早在元代，这里就有巡检王六八秀，以巨资招商，促进了当地市场的发育，直到咸丰十年（1860）战乱后，民居散处，市廛渐废，才沦为村墟。 

支家人安排的庐墓，主要就在这一带。譬如，支立的墓，就位于奉四南区的宙字圩；支大纶及其长子支如玉的墓，则安排在嘉善县城东南的胥五区；支如玉的儿子支元素的墓，在奉四南区的宙北圩。这些都是维系支家人的重要精神纽带。

支大纶的父亲支禄于正德十二年（1517）入赘奉贤里后，支家的生活重心从嘉兴移至嘉善，而且，出身当地的支大纶母亲顾氏，对家族发展的贡献不可谓不大。顾氏常告诫幼时的支大纶兄弟：“而翁多故，而家多故，早自力，庶一日得宽。”相信当时支家的压力很大，顾氏操持家务也难，遂教育他们：“胡不自力，烦乃翁为？读书自增益耳，何烦翁为？”这样经历了二十年，顾氏对他们的日常要求都是“勤俭”“朴素”。 

在乡村社会中，支家似乎已建构起比较绵密的家族生活体系。但支大纶强调说，支家“产不逾中人，官不登上士”，因“洊膺科目，世积翰墨”而卓然成为嘉兴府地区的“闻人”，也完全是从世勤耕读、守清白家风而来。支大纶申说耕读传家的重要性，也自示支氏是耕读传家的典范。他注意到，江南很多地方的家族，并不安土重迁，家族“离析”属于常态，所以“朱门白屋，转眼变迁”，宗法日废，谱牒不讲，都是常可见到的现象。如井上徹所论，这里存在着既没有清晰的祖先谱系也没有祭祀祖先习惯的生活形态；而晚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商业化浪潮，地主和商业资本得以迅速成长，很多家族成员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家族力量在其间产生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在获得科举上的成功后，支大纶对于支家的社会地位，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既有对于“富贵”的淡泊态度，也有自我呈现的意义认知。他曾写道：

不佞家不能中人，位不登上士，盖富、贵两无赖矣。独沉酣典籍，雄篇伟撰，皇王帝霸，信手卷舒，雪月风花，随心变幻。藜羹布衲，而万钟等之粪溷；枯坐独行，而台鼎不介胸中。推倒一世之智勇，辟倪千秋之隽侠，则不佞庶有寸长乎。

尽管支大纶一直谦称支家官位不属“上士”之列，但在考虑家族立庙祠祭时，又说“余家世为上士，礼宜立庙”，隐然又以“上士”自视。

早在五世祖支茂时代，支家人一直艰难应承基层社会中的各种里役负担，后来靠读书进学登入官场，官位虽不高，但在赋役上开始享有一定比例的优免权。到支禄等人乡居时期，支家已有更多成员拥有科举功名且迈入仕途，但在乡间，仍不具有绝对的威权，也没有明证显示支家在基层社会中承担相应的领导工作，可以推定他们在地域社会中并不具有支配地位，甚至常受邻里豪右的排挤、压制，或者构讼持久，形成了支家人常讲的“家门之祸”。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支禄外出参加科考之际，逢江南倭寇大乱，支家显然遭受了豪邻欺侮，支禄之妻顾氏虽然是当地人，但同样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眼看家财被侵夺，还危及年少的支大纶等人。这种“家门之祸”，在支家人心中记忆深刻。支如玉后来回忆说，奉贤里的“豪邻”非常阴险，多次诋毁、构祸为人坦荡的祖父支禄，支家“几与豪以嚣讼相终始”；更有意思的是，叔父辈中有豪邻之婿，支禄单纯地想靠“和亲”来纾解危难而终不可能，这种祸患到支大纶时代仍未真正解决。所以支大纶说，父亲支禄的一生为此“受毒不少”，而支大纶自己在乡居时，也视这里为“豺虎蛇蝎之区”，常有“通宵儆备”的紧张感。支大纶还曾被乡人举报，无端卷入田土诉讼的麻烦，甚至府县交讧，也是乡里社会不惧惮支家的有力证明。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支大纶带领支家人离开了“非人所止”的王带乡间，于万历十五年正式移居嘉善县城内西北隅，选择了其所说的更为安全的生活空间。这种城居行动，显然并非由商业化因素促动或者为拓展社会交往关系而来。而士绅家庭在乡间并不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例子，还有大乡绅陈龙正被人举报隐匿投献田产之事，被迫于天启七年（1627）向时任知县林先春辨诬，但陈家与支家的情况仍有不同。上述这些信息，为我们重探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及其局限，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书院讲学

与地方士人的凝聚

被学者们尊称为“华平先生”的支大纶，据说“生而奇颖”，儿童时最称颖慧，日记可万言，记忆力超群。这样的状态，显然异于一般人，且“终日兀坐”，到五岁时能属对，“英敏无偶”；八岁能作文章，十岁时已有成学的实际；十二岁时他前去参加平山文社，按社友的要求作题，一挥成三义，皆以古文行时调，嘉兴地区传其为“神童”。显然，支大纶早期的成长史可谓光芒四射，因此获得方山薛公、中方范公、虹川秦公、松坡毕公等人的重视，被目为“国士”。在素乏文献、又乏教育的奉贤里，支大纶的成功可谓独一无二，同辈人根本不能与其相比。即便聪慧过人的袁黄（万历十四年进士），亦兄事之，地方上将他们并称为“支袁”。 

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二十八年任嘉善知县的于业（金坛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重视考课，选拔后学，嘉善士风由此兴盛。于业将支大纶列为当地士人的第一等，后来经历七位学使的抽检考察，支大纶的成绩也常为冠首。嘉靖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任知县的周寀（江西安福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常以余暇与诸生们谈文讲道，并辟建思贤书院，请支大纶与袁黄主持日常事务，一起振兴地方文风。他们礼致的四方名儒，主要就是湖州归安人唐枢（一庵，嘉靖五年进士）、太仓人管志道（东溟，隆庆五年进士）与绍兴人王畿（龙溪，嘉靖十一年进士）三位名士。 

那时的唐枢，早在嘉靖四十一年已在湖州城为四方求学者公开讲学，声望日隆；嘉靖四十三年，他曾去杭州，与天下名士会讲，“翕然有经师、人师之目”。管志道则从阳明学出发，比较重视世风、世习的改良，强调“君子正己，而不求于人也，则重戒居间”，认为“士大夫不以暮夜金为人居间，当道不以媚权要徇暮夜金之居间，天下亦无事矣”。而今吴越间之居间者，又不专在权要，多在词人技人耳目间之宵人，千里万里得我之故人也。至于王阳明的高足王畿，则非常赞赏周寀在嘉善对书院讲学的推动，毕竟周寀曾是罗洪先（嘉靖八年状元）、邹守益（正德六年进士，王阳明的大弟子）门下弟子，“嗜道甚笃”，先是敦请管志道莅临讲学，又选择出色的诸生侍教，更重要的是后任知县许镃（云南石屏人，号白塘，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能继续提振嘉善文风，再度邀请王畿与唐枢相继主持书院的讲学活动。这些努力，终使嘉善有了“小邹鲁”之称。

唐枢、管志道、王畿三人在书院讲学或研讨阳明学时，都将支大纶呼为“畏友”。他们每月初二、十六日在书院中举行讲会，自辰时而入，终酉时而出，或举经书大旨以探究微义，或呈所得所疑课业以证新功，或歌咏以陶适性情，或瞑坐以究极理奥，力求“逊志虚心，和声柔气，以相下为益，毋得动气求胜”，以致其良知，“求其端而握其机，慎于取与以明志，和于性情以征学”，达到所谓“真见在我者，大而无尽”的思想境界。王畿勉励书院诸生力行此学、务求日新。他认为，知县许镃推进书院讲学，原是为“豪杰”而设，书院诸贤又素以“豪杰”自期，必能自信自爱，用终远业。

支大纶在经历乡居生活的各种“坎坷”后，潜心于阳明之学，学术上淬志精进，声望日盛，又在思贤书院与袁黄一起辅助知县推进书院讲学活动，在县域社会年轻一辈士子中已成为比较重要的角色。而且，正德十三年（1518）由县丞倪玑主持兴建的书院，在嘉善地方文化场境中，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直到万历年间，位于县衙东面的书院的讲学活动，一直与县域政治密切相关，在士人生活中具有相当的耀眼度，特别是在支大纶与袁黄积极参与书院活动的时代。

可以认为，书院的讲学活动，是支大纶早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基本上奠定了他在嘉善士人群体中的核心地位。支大纶一生也非常重视这种讲学修行，认定这是“立人本领”，有助于学养的培植，特别是得到王畿、管志道这些“宿学旧德”的指导后，他更相信阳明学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必将“继往开来”。

需要说明的是，到崇祯十四年，当大乡绅陈龙正与钱士升等人组织同善会活动后，同善会馆建设的地点，就选在已坍废的思贤书院内，并一直保留到了清末。书院作为支大纶时代的讲学中心，在沦为“鞠为茂草，仅存数椽”的荒凉残址后，经由官、绅双方的共同努力，在明末再度兴起为当地士人活动的中心场域。

三、仕途迁转及挫折

嘉靖四十三年（1564），支大纶与李自华、郁应元、丁宾（隆庆五年进士）、费朝宪等人一起乡试，同时中举。时支大纶年甫三十，对前途充满信心，“当以有闻于世，缮性洁修，足不入城市”。然隆庆二年（1568）参加会试，在总裁处被诬告落选，令当时十分看重他的无锡人周子仪（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吏部侍郎等）感到十分惋惜。后经数年时间，直到万历二年会试，主考陈蕖（隆庆二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将他推为本房第三名，支大纶终于以嘉善县民籍的身份考中第二甲进士。从此，他更重视讲学，“以致身自命，日从诸名公会讲于京邸，穷圣学真诠”。在刑部见习期间，支大纶还潜心研究律例疑案，曾经借住龙翔庵，“一朴仆，啜疏食，出止一款段，淡如也”，一切宴会征逐，都不参与，专心于经世之学，为仕途的发展积极准备，开始了平淡却又不平坦的从政生涯。 

在支氏家族中，拥有进士这样的高等级功名，明清两代唯支大纶一人而已。可是就在万历二年夏间，支大纶针对张居正向万历帝进“红莲白燕”，草拟奏疏，称这是“称祥瑞、启侈心”，将开“禽荒色荒之窦”，何瑞之有？结果被同人举报到座师、次辅吕调阳（1516—1580，号豫所）那里，吕调阳对支大纶叹道：“若不念父母乎？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此事因吕调阳的周旋而停息，但支大纶已没有办法再待在京师，申请获得职位卑微的江西南昌府学教授。自此，支大纶的仕途迁转，可谓一直不顺。

支大纶因此也加深了“功名难”的感叹，坦言“四任纡回七品官，素心秉直忤权奸”，又说“匪独权奸情叵测，世途纡险尽山川”，自认运命太差，“人云丐有三日运，吾运通时无一瞬”。他直斥张居正等人为“权奸”，以“白头媳妇”自况，即使如何勤谨，也无法再获宽容，甚至有衔怨而死之忧。这种官场政治，令其刻骨难忘。

与晚明很多士大夫一样，从政伊始的支大纶“以名教为己任”，热衷讲学，重视教育，得到江西省府的赏识，万历四年支大纶升任福建泉州府推官，同时负责晋江、同安两县刑名、钱谷诸务，据说“簿书期会一无丛脞，棰楚不施而事集”。这样的经历，在支大纶而言，可谓“释文学而操刑名，舍诸生而对伍伯，奚非盘错之会也”。但他的从政工作，“务崇宽大，旌礼贤士”，在地方上颇有“民望”。

可是，万历五年闰八月，在泉州府推官任上仅一年多的支大纶，先是遭逢父亲亡故，丁忧回家，次年十月母亲离世，支大纶只能安心在家，照拂家族生活，并依循“古礼”尽力为父母合葬。万历八年，虽有抚、按两台起复的要求，但因中丞耿定向的弹劾，支大纶最终被议处。有人说这是耿定向的报复，因支大纶曾与耿氏在讲会中辩论“动静之旨”，“中丞偶为所困，遂不相能”；也有人说支大纶在观政实习期间所拟的那个奏疏得罪了张居正，而承奉张氏者乘机将支大纶罢黜。泉州地方缙绅出于公义为其力争，也遗书相慰，但支大纶都笑而不答。长子支如玉概括了那时支大纶罢官乡居的样态，是所谓“且耕且读于绿溪之野，怡如也”，对其遭遇能淡然处之。 

李维桢说支大纶“屏居绿溪里，课子词章之学、经济之业，温故知新，莫穷其际也”，这种“闭户读书”的生活，基本上就连知心好友也不见一面。至万历十一年，支大纶被补授江西布政司副理问时，已在乡间生活了七年之久。 

此后，已经五十岁的支大纶，再度回到江西这个晚明时期阳明学的中心地，在布政司衙门任副理问，公务闲暇时，经常与李见罗、万思默、蔡见麓诸公“究性命之奥”，在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时故知门人以千秋质政、以圣学印可”。理问官毕竟是个“散吏”，即使是英雄也难施长技，这也是促使支大纶一意讲学为务的原因之一。

不久，因江西历年的逋欠问题引起朝廷不满，且以奉新县的问题最为突出，支大纶被安排至奉新任知县，解决相关问题。支大纶深知奉新县并非善地，“夙称刁顽梗化”，政治上又面临各种或明或暗的敌对，其感受正如其给老师毛小山信中所谓“潦倒末叙而洊历闲冗，汩没风波，忧谗畏讥，惊心动魄，无一息安，亦无一息得厕迹”，在万历十三年冬天到北京汇报工作进行考绩时，又遭“奸人”纠参而罢职。面对这样的结局，支大纶只能感叹其官场生活是所谓“矢心殚瘁，无暇顾利害，故所至少有树立，而毁祸随之”。万历十四年春天，支大纶黯然南归嘉善乡间祖居，又开启了耕读相伴的生活。 

晚年支大纶在回顾入仕以来的生活时称：“我自甲戌（万历二年）筮仕迄丙戌（万历十四年），十二年，教者一载，司理十六月，藩幕一载，邑令十五月，而幽居者乃七载有奇。”十二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乡居，在万历十四年罢归后，支大纶彻底摒绝了仕途的追求，次年即弃乡而城居。

在当时人看来，支大纶可谓“身负异材”，“于学亡所不窥，意不可一世”，却常遭生不逢时的境遇，长期徘徊于基层官吏的角色，人生浮沉如后来海盐人刘世教（万历二十八年举人）归纳的“不难乎遇，而难乎其不遇者”。最终，支大纶留下了《出京辞同年》一信，在后世非常出名，信中说道： 

生入都城阅二月耳，兹捧檄而南矣，罪谪之夫，行藏难卜，回首长安，如在天上，即欲再望门屏，以诉羁愁冤结之衷，其道无由也。念生始教西江，寂寞无侣，再推闽郡，勤瘁自将，连遘二丧，幽忧七载，畏途危顿，淹抑之苦，亦备尝之矣。念以狂妄，上触权奸，概从窜逐，如白头媳妇，屡易翁姑，无论食性难调，旧嫌易隙，而华色既衰，即务为婉娈恭媚之容、酒浆织纫之劳，亦且丑之矣。况诸姑小叔，啧有烦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终于衔怨以殁齿，而生之决意长往，以自同于凿坯灌园之侣者也。异日东海滨有名著述，裒然成一家言者，或在兹乎？狂率之衷，长毕于此，敢以奉辞。 

支大纶以家族生活中尽力讨好长辈而仍遭嫌弃的“白头媳妇”自况，仕途生活可谓尝尽淹抑之苦。虽然如此，出身望族的曹蕃（隆庆二年进士曹铣之子）仍这样评价支大纶：“官仅七品，宇内共尊仰之，不啻泰岱北辰云。”

四、自我约束与家族规范

至于乡居时期支大纶的生活情态，可以其悬挂于绿溪清旦阁的“壁揭”来说明：  

绿溪之浒，修筠什佰竿。倚筠际筑层屋一，高、广二十尺，深半之，周遭环以庋，贮书万卷……日啜蔬食一盂，苦茗一瓢，不宴宾，不辄食肉，箧贮布、裘、葛各一具，时至即衣之，率十余载一易，体甚适。性倦游，不耐造请，不吊庆，不喜俗人交。俗人至，即奉身据几寐，必去乃起。间有素心人，即彻日夜谈笑，不厌也。时时徜徉修筠中，时从筠中观绿溪，悠然若将终身焉。其曰清旦，则钧天之景，华平子妄自标之耳。

在支大纶而言，“俗人”是没有机会在这样的私人生活空间中与他交往的。支大纶在其社交层面确立了明晰的区分意识，因此在他的乡居空间中，只有他欣赏的“素心人”才有机会与他日夜谈笑。这种绝不掩饰好恶的性情，以及相对素朴的生活方式，对支家社会网的拓展，会产生一定的局限。但这显然不在支大纶关心的范围之内，他重视的是其价值观念与处世原则的表达，并付诸终生的努力。

支大纶的自我约束与处世理念，会引导支家的社会发展方向，对支家的生活规范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支大纶的家教，都是针对正德、嘉靖朝以来世俗、士风的实态而发。譬如，支大纶对地方人文、风习的认识与评判，是比较冷静而客观的。他指出嘉兴府地区“习俗狷薄，竞进好货，于理学之途邈矣”，应属实态。他推崇的潜心理学的特例，就是他的曾祖父支立（人称“支五经”）与海盐人钱薇（嘉靖十一年进士，曾任礼科给事中），都重视讲学，“斤斤守其师说”，而且“禔躬正家，不爽尺寸”。这在习俗不古的时代，尤其值得追蹈效仿。支大纶还指出，地方社会中一些家族子弟的废坏之状与贪鄙之态，已是随处可见，会严重影响支大纶一直关注的“士风”：“彼徒见故券者，土田室庐所凭籍也，而诗史手泽，缓急奚赖云……正德以前人尚诗史”，嘉靖朝以来“俗子贪鄙若斯，士风安得不坏”。对支家人而言，先世遗泽才是最可珍视的财富，“尚诗史”应是恒久持守的意义追求。

支大纶履职南昌时，就写信给长子支如玉，强调“谨身积学，俭德持家”的重大意义：“自儿出公门，吾心亦驰而出也……抵家读书，作何用功，旦暮寝起饮食，须自爱摄，交游亲戚相见，礼意要周洽，自守要刚介，勿以言语相投而起狎心，勿以势利偶合而生纵心。”远宦异乡的他，即使如何不便，也会努力“时时与吾儿周旋”，非常耐心地告诫道：

父母之心，不责汝以难必之功名，强汝以难成之事业，但得谨身积学，俭德持家，即是人间天性至乐，荣途青紫，各有命运，虽圣贤不能必之于天者。

读书、积学需要收摄心神，将精力置于适宜的工作中，是家族子弟成长的大事。而反过来说，“读书不独变人气质，且能养人精神。盖理义收摄故也”。这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应该是共有的认识。支大纶对次子（支养讷）久住外戚家中的表现比较不满，要求马上回家，并严厉地指出：“青春易掷，红颜多累，宜早自裁。”

其次，有关婚姻关系的联结问题，可谓家族生活日常与社会网建构的关键所在。支家比较重视子女婚配的选择，血缘关系主体都在嘉兴府，在支大纶认同的绅士家庭中建立起较为广泛的血缘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族生活常有的“门第”意识，对子孙的成才及家族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支大纶子孙辈的姻亲关系，包括了曹铣（隆庆二年进士，漳州守）、赵体国（建昌检校）、陈光初（文学）、於行顺（府学廪生）、蒋懋勋（太学生）、戈靖邦（廪生）、张梦龙（太学生）、卞玄极（诸生）、沈绍曾（廪生）、徐瑛（松江人，徐阶第三子，尚宝司卿）、顾尔行（侍御）、陈山毓（文学，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陈于王长子）、薛瑞熊（藩司都事）、叶继美（给事中）、冯盛典（冯盛世弟，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余允功（文学）等家族，在地方社会可谓影响广大。而且，支大纶于繁忙的公务之暇，亦会及时地安排子女的婚姻，尽力参与子女的婚姻礼仪。但支大纶并不认可那时缔结姻亲“专论财帛”的做法，认为“卖女买妇，殊为可耻”，批评“世人不识义理，贪慕富贵，以冀系援，至倾资以相结纳，而甘受讪侮。其女习见夫家之卑污，骄傲舅姑，放僻邪侈，即有熏天之势、敌国之富，终于败家乱族而已”，所谓“仇雠之国，不可与通婚，此尤宜家之大诫也”。这对增强家族生活的稳定与维续而言，都是极富现实意义的话语。

第三，在规范家族秩序与生活的进程中，支大纶以其家族中的主导地位，促进其家教思想与秩序规范的达成。对于家族一般都应重视的家庙，在支家迁居县城的第二年（万历十六年）六月，支大纶便选址进行了兴建，使支家终于有了祭祀祖先的规范场所。迁居立庙，当然是家族生活的大事，支大纶期望重建家庙后族人血脉更为凝聚，呼吸相通。新建家庙后，支大纶认为可以践行的祭礼程序，包括降神、参神、读祝、初献、亚献、终献、侑食、阖门、焚楮、受胙、送神、彻餕等，都是比较仪式化、理想化的表现方式，至于具体实践如何，并无明确的事例可证；但支大纶强调的“居室有五祀之祭以报神赐”的要求，包括灶、门户、溜、道路、井等，则多与民间神灵信仰和节俗活动相关，或可推知有着比较实在的践行活动。

在支大纶时代，支氏已自认是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应当完善祭田建设，更好地凝聚家族力量。支大纶说“吾家贫”，但不管怎么“贫”，作为士大夫家庭，也需要尽力达成二百亩祭田的建设规模，以供春、秋祭仪之用，其余的收益，则用于赈济贫者。支家的支系散而多，相互之间并不都很和睦，甚至有仇视不共戴天者，在组织全族的祭田建设上，是存在实际困难的；而且族中还有不肖子孙盗卖祭田、侵伐树木的现象，所以支大纶要求以他这一房为核心，提出：“今祭田仍归我户，我之子孙世守之。赡祭之外，量情资给，然止及于守分亲睦之人耳。其圮族辱祖、刁词险行者，勿得妄施。”至于对奴仆的要求，支大纶认为不必过严，所谓“水清无鱼，至察无徒”。

支大纶将家族内部的扶危济困，限定于守规矩的亲睦族人的范围内，同时考虑支家经济上的承受能力比较有限，不可能“厚施”，只有“量推多寡以济之”，“视其缓急大小而因时以给之”。如果有侈用无度、任性非为、怠惰生计、圮败家风的，即使家境贫困，也不准救助，以免助长“不肖之风”。支大纶还设定了救助的一般原则，要求“先亲而后疏，急仁而弃暴”。

支大纶的家族规范，是要承继素称清白的“先世风操”。他重订的家训，共计十条，包括戒分析、立统纪、择学术、严家范、崇俭素、端仕进、安贫贱、习礼仪、敦友谊、习百忍。支大纶认识到族人同居共财的重要性，所以反对分家析产，以更好地增进族人情感、保持家业、防止奸宄。

确实，家产稀薄化是很多世族最终消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同居共财对此可以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支大纶期望族人能遵从他重订的家规，为保全家业而努力。

第四，支大纶更为注重的，仍在家族子弟的培育，重视读书进学，而且要“守义安命”，不要随俗世沉沦。支大纶强调说：“子弟六岁以上，即使就学，随其资禀，务加磨砺，以就素业，学成应试，守义安命，勿效世人，假手掞文，纳贿掇第，名虽偶获，心似穿窬。”

在支大纶重订的十条家规中，比较重要且内容丰富的是第四条“严家范”，主要包括：（1）妇人不得预家政；（2）诸室严男女之别；（3）诸妇与女子十岁以上的注意防闲；（4）尼姑、道姑、卖婆、师婆、卦婆不许入内闱，稳婆非产育也不得入内庭；（5）僧道持斋诵经多有坏俗，有严绝之；（6）娼妓有伤风化，污人家室，染此习者必须痛惩；（7）讼师利口，诱人酣斗，笼人钱财，家人不可倚此取捷，须认理守法；（8）收奴仆必朴实粗钝，各习手艺；（9）族人远离声色、赌局、烧丹等不良嗜习；（10）优伶杂伎蛊惑人心、玷污家风，尽力摒却；（11）每个节俗妇人尽量不要入寺烧香、艳装游冶、造请吊庆、车乘填街。

支大纶强调的读书、孝道、节欲、脱俗的问题，根本之义在德性与修养：“腹不饱诗书，甚于馁；目不接前辈，甚于瞽；身不远声色，甚于阱；骨不脱俗气，甚于痼。”支大纶指出：“吾家世书生，无百金之蓄，衣仅御寒，食仅充饥，屋庐仅蔽风雨，仕官仅免徭隶。婚娶勿贪富贵，奴婢才足使令，常守清白家风，自有意趣。”所以，支大纶家训的要求，除了强调子弟重视读书进学外，就在安于贫贱、崇尚俭素的家风维持，并申论这些要求对于一个“士大夫”家族的重大意义。而且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曹蕃就说他“自喜寒俭，谢绝同官华丽态”。

实际上，清白、寒素、贫贱的表达，时或出现于支大纶讨论家族生活与子弟发展的话语中。支大纶在辞世前，教育诸子亦存这样的意思：“吾无可贻若曹，惟廉立身，惟俭成廉，小子识之。忠孝大节，圣贤格训，若曹日夕诵法，无俟多言。”

支大纶自称入仕以来，“囊无中人之资，而五礼三事，以时举行。若有余者，惟其俭耳。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器无奇巧，日以圣贤法言懿行润饰吾身，而世俗之浮艳，一无所染焉”。在十条家训中，他特别列出“崇俭素”一条，其核心要义仍在“多读书”，强调“吾子孙但多读书，广识见，而崇俭素以禔身，斯保家之主也”。“崇俭素”的具体指向，支大纶也作了一番罗列，以为子孙遵循的训条，主要包括不杀生、不逐时尚、不可好胜健讼、不轻信巫术、不惑于僧道。

支大纶认为，在注重个人修养的同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利人之事，可周旋处，虽独力亦当自为”，而“害人之事”即使于戏谑中“虽一言不可妄发”。支氏家训的基本思想，其实都契合传统家族组织中倡导“仁”“孝”的伦理精神与道德规范，有利于强化宗族的凝聚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支大纶对家族子弟所提的“五硬”要求：“大丈夫遇权门须脚硬，在谏垣须口硬，入史局须手硬，值肤受之愬须心硬，浸润之谮须耳硬。”这在明清士人生活中是极富新意的话语。当然，脚硬、口硬、手硬、心硬与耳硬，完全可以视为支大纶对自己的要求与期许，贯穿其一生行迹。

五、晚明江南士大夫的

成长与家族发展

在支大纶及其家族生活的时代，东南地区经历了严重的倭患，同时商业化进程在大幅拓展，大量的地主、富商与乡绅移居城市，里役废坏，赋税压力日趋沉重。时人唯利是趋、视仁义如草芥的表现，以及社会“风气”日坏的各类论说，都是地方社会文人士大夫及其家族群体必须面对的时代大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个体与家族之命运在一个时代的统治体系、价值观念与社会秩序的包裹下，如何展演的问题。

作为庞大的士大夫群体中的一员，支大纶生活于国家化程度很高且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江南地区，一生之中并无随俗流荡的表现，从嘉靖朝经隆庆再到万历时代，其生活形态与价值追求是具有代表性的，其在官在乡的生活都绽放出了别样的色彩。支大纶游走于家国之间，与同辈的丁宾、袁黄等人相较，显得更为超脱一些，比较注重在地表现中的形象与气节问题，甚至常有孤傲之气表露，强化了其价值追求中的“清直”标签，对支氏家族在晚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虽然在江南有众多家族群体，但支氏家族生活历史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客观意义，仍值得进一步探索。

家族可以通过成员的科举成功，成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竞争中安然存在的场所，家族子弟也因世代经验的积累而较一般读书人在科举上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但是，仍然有很多家族与支家的生活史一样，“朱门白屋，转眼变迁”，经常出现“离析”的现象，即所谓“世无百年之家，家无百年之计”。支大纶曾简单总结过支家的成长史，认为“吾族数世来废兴亦屡矣”，起家与保家之难，都是支氏生活中的深刻记忆：“祖宗勤俭积累，仅立门户，子孙侈惰放恣，遂如燎毛。陈思王《角吟》云：起家难，难难难；保家难，难难难。诚念其难，何废弗兴？”在晚明社会复杂而快速的变化进程中，时代大势对于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当然是多侧面的。生活风俗中“物欲”的讲求与对“利”的追求，使安分守己变得更为可贵，特别是对家族生活与宗族建设而言。在支大纶拟定的支氏“家训”中，强调“吾家世书生，无百金之蓄，衣仅御寒，食仅充饥，屋庐仅蔽风雨，仕官仅免徭隶”，即使在家族地位有所上升后，他教训子孙仍须警惕重蹈当世那些“昨侈轻肥”而“今成饿殍”的大户人家的覆辙。支大纶对于家族的规范与子孙的约束，有利于士大夫的个人成长与家族的发展之间产生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效果，同时于社会层面契合官府管理、教化族人的需求，更好地维护地方的稳定。

与很多士人一样，支大纶对于社会的种种不良有着清楚的感知，为了因应时代的变化，他特别重视“德”的意义以及德育的作用。支大纶早在万历二年参加会试的答卷中，就从国家、君主的视角，讨论过修德、养德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人君抚有先业而能以身致休嘉之绩者，非独其主德茂也，盖亦有预养之助焉。夫守业固难，守之而能致盛治为尤难。故修德而凝绪者，令主之伟图也。养德而格心者，名相之大忠也。”他深刻地指出：“今世尘心俗眼，醉声梦利，既不知安身立命之本，而米盐酱醋婆子话头日熟其耳，遇宽衣博带、宏议深辨之士，乃群聚而骇之”，这样的社会实态是令人焦虑的。他也说过：“今世以科第为大贤，以公卿为神圣，以治生为本领，而孔孟之道夙所诵法者，徒借以为富贵之筌蹄，而实鄙为腐生之陈言”，对先辈的“法言懿行”视为无用之道学。在这种世风浇漓的社会环境中，支大纶更加担心家族的发展，认定固守成业而没有开拓是不可能迎来兴盛的。

家族领袖对于时势的认知和把握，在家族生活中其实是相当重要的。支大纶自言“躬耕玩世，隐曜含华，乐而忘老”，是其对于“天下势”的自我态度与应对方式。而且，无论是对“轻势”、人为之“势”，还是“骛势”“势衰利尽”等，他都有着多样而丰富的论述；而他关于“世”变与“世俗”的感知与评述，以及对于世俗风习中“古人结交惟尚义，今人结交惟重势”的对比感喟等，都深蕴“世降”或世道衰替的意义表达，也与姻亲冯盛世（字念罗，嘉善人，天启元年贡生，曾任镇海卫训导）所谓“世”的问题，即“今之人不逮古人一二也，世降然欤，抑自弃欤”，多相契合。这些都是支大纶对于明代历史与社会察“势”观“世”的思想结果，进一步支撑起支大纶有关出处“大节”的论说及实践。

支大纶高度认可同乡前辈陆垹（1504—1553，嘉靖五年进士，曾任佥都御史等职）的为人、为学与为政，称他“慈惠清谨，淳德笃行，持身如处女，爱民如己子，服食之俭，待人之周”，可称古之“循良吏”，显然，他对自己也有这样的期许，欲在行政工作中践行其理想。冯盛世即称支大纶为“真今之古人”。在支大纶故后，老友无锡人邹迪光非常崇敬支大纶的为人、为学与为官，且以学习仿效支大纶为荣。他在给支大纶的遗文集作序时这样说道：“以华平之博学重积、通古今、有道德而坎坷偃蹇，官不满六百石，所为博士、幕僚、邑令、理官，计先后四年罢免，负郭无田，家徒壁立，裋褐蔬食菜羹以老，是华平之才具实而其为名利则虚实也。”

支大纶是晚明士大夫群体中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他与当时声名远扬的袁黄同辈，被李日华（万历二十年进士）视为嘉善地方能并称的“两先生”，但支、袁两人的为人为学是有差别的：“袁务为淹宏多蓄，其文伪诡百变，不可端倪。支先生神骨峻峙，于书无不读，意所可不可，划然中断，若干将之齿向。性喜扶扬幽节，击刺大憨，不遗余力，与袁石交，意偶抵牾，辄引绳批切过苦。袁初格，终涣逯。先生殁，而袁操文恸哭以祭。”通过这样的对比，突出了支大纶的个性，李日华说：“先生真品真文，其所刺讥，真神注焉。”

虽说大直若曲、太刚则折，但陈继儒认为，不曲乃直、惟折乃刚，就支大纶的一生而言，更不能简单地从“遇”与“不遇”来作评判。从支大纶的内心世界来看，他其实是一个颇为自傲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于观音大士像所题的“庄严相，慈悲相，无相有相，有相无相。唉，这些子释迦、李聃、孔丘与华平子都一样”等语，可以清晰地获知。同时，支大纶也是怀有宏大抱负的人，其一生追求的学术志业，是契合与天地同体的儒学思想要求，与“古昔圣贤”一样，都“以济世安民为务”，追求道之大者。在世风澜倒波随的晚明社会中，支大纶以其努力，发出了照耀时代的光芒，也标识了支氏家族的风格及其追求。

总之，支大纶及其家族的成长，在江南是具有代表性的。成就“名门家系”最重要的条件，是要出过高官，其后又一直保有读书人的传统。支家并未出过高官，但确实重视“耕读传家”。像支家这种作为拟制血缘亲族的聚居形态，应是普遍存在的。他们的家族在成长过程中，显然具有了被正统文化认同的历史，家族成员也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和价值资源，正如支如玉曾指出的，早在六世祖支立时代，“嘉兴支氏蔚为文献矣”，已是士大夫群体认同的“文献故家”了。但在江南区域内的官方统治与社会控制中，宗族作为社会组织的机能或“机制”基本是可以忽略的，“敬宗收族”乃是重心。就支家而言，并没有出现“乡约化”与基层管理职能化或与基层政权相结合的状态，血缘与地缘之间没有明显的结合关系。这一点与徽州等地有很大的不同。 

明清时期有很多家族十分注意家族与社区内部的建设，致力于将家族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社区来整治和管理，或者通过有乡绅身份的家族成员统合、收纳在地势力而扩张以宗祠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与经济力量，这在支氏等江南家族的成长史中是看不到的。江南家族的影响力，远没有福建、广东等地家族那般重要，乡绅的存在形态与国家利益的需求更为契合，“宗族社会”在江南地区并不存在。在构成宗族形态的物质要素中，支家祖产、祠堂的重要性，又远居于系谱之后，如弗里德（Morton Fried）所言，构成宗族的基本条件不是族产，而是系谱关系。换言之，系谱不明确的血缘团体，称不上宗族。而且，宗族内部各支脉发展的不均衡性，需要族内强有力人物的统合，但在支大纶生活的时代，仍然无法避免强邻大族的侵害。像支立、支禄、支大纶等堪称支氏族内的精英人物，在官场也有一定的声望，属于一般研究中认定的国家与宗族并存的“机制”要素——在他们科举成功的带动下使家族组织再度活跃起来，但也没有造成宗族在地势力的强化，宗族观念总体上还是比较淡漠的，没有形成社会性的基层组织，而国家也并未减弱对于宗族的控制。

至于家族传承过程中在地方社会形成的“文化霸权”，则更不适合描述支家的情况。江南地区能见到的士大夫家族，出身于粮长阶层的最多，此外还有出自商人家系的，但就支大纶家族而言，并非起于粮长家庭，显然是比较新颖的样例。县域社会中乡镇与城市的居住场合，往往存在着多个家族共同支配的格局，独断的局面是很难产生的。支家与江南地区其他强宗大族一样，无论在城在乡，最终没有构成垄断之态的“宗族社会”。这与福武直、仁井田陞指出的华北、华中地区的血缘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并非十分重要，是比较贴近的。当然其实态及原因仍值得检择更多家族的成长史案例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逐步建构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结构及其内在发展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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